节前设备大检查 安全用电迎新春

如果这些房地产问题处理不好，可能成为今后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。

只不过前者集中在某类资产上，而后者是全面性的。不要紧，只要房价上涨快。

最近，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都不得不表示得作点儿什么，因为明年将有一百多万ARM借贷人到了利率上跳期，比今年的次贷数目更大。为什么不是所有民营商从一开始就投资房地产？房地产有资金、体制等方面的门坎。如果连利息都不付清，则未付的利息并入本金，欠款就会越来越多。只要有市场，就会有投机，用不着鼓励。房地产的增值，是因为当地经济整体发展而抬起来的，并不需要产主继续投入。

于是，从可调利率房贷(adjustable-rate mortgage, ARM)里开发出许多创新产品。这部分增长并不能马上转变为民众的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增长。恶性通胀，万事皆休，什么也不要谈了。

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指标，直指问题的根本（货币）是一个优点，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，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。曼昆说的大致相同，应该是结果——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，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，既然都是天价，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。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，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。问题是，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。

当下我国的通胀，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，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％，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，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。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。

最大的变化，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。成因不同，只有结果同：只要货币量过多，一定有通胀的后果。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，下死命令抓，涨价压力会转移的。收不干净的呢？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。

很明显，没有哪个CPI是没有结构的。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，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，然后扩散、蔓延。经济学从古典的修谟（David Hume）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（Milton Friedman），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。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（CPI）为6.5%的含义，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，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.5%。

但是，只要货币量过多，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，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。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，又和以往不同。

先不看复杂的统计，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，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，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，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，这两年怎么样了？从统计上看，问题更大：恩格尔系数超过40％的，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％，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％以上（2005年）。问题是，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，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。

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，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。我仔细听完讲解，才明白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，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。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，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，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（央行、财政部、计委、经委）提出过异议，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、总量调控，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，不能有其他。过去也一起吃饭，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？同学说，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。可是，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，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，可能为正，也可能为负。宏观经济学问很多，但最重要是货币，也只是货币。

当前要面对的问题，首推通货膨胀。结构性通胀的提法，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。

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，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——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，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，但是，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，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。

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，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，所以要委托给军队。讲过了，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，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。

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，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，比如猪肉价格上杨，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。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，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：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、三年时间，这么一个慢变量，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？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，报告里特地写到，银根、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，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。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，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，甚至全身不得安生。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（第111页）。

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，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。比较起来，利率、汇率等经济手段，摩擦力就很低，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。

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，可能伤及生产力。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，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。

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，食品价格升得急，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，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（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）。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，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，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**。

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，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：没有宏观经济学，但有money即货币。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，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，至少还可以享受帐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。这条铁律不变，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，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。** 宋国青，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，总论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。

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国经济观察，请易纲作宏观经济报告。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，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？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，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，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，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。

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，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，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，加剧交易费用。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，所以真实的通胀，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杨不是齐头并进，而总是参差不齐的。

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，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。众多解读中，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。